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第10卷研读笔记（2022年）,供大家参考。
第 10 卷研读笔记
在这一卷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花了 大量篇幅来讨论土耳其在英法的名为支持实为妨碍下抵抗俄国侵略的战争。
通过反复观察， 对于这场战争， 他们在《无聊的战争》 （395—400）
中断言， “真实的情况是：
保守的欧洲——这个‘秩序、 财产、 家庭和宗教’ 的欧洲， 这个君主、 封建主和资本家的欧洲（无论他们的相互关系在各个国家中怎样不同）
，——再一次暴露出它是完全虚弱无力的。
即使欧洲腐朽了， 战争也应该唤醒其中的健康因素， 也应该重新发掘出潜在的力量。
在 25000 万人中间， 当然会有人进行真正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双方都能取得在战场上运用智慧和力量所取得的那种荣誉。
可是不然， 不仅资产阶级的英国和波拿巴法国不能进行真正的、 坚决的、 顽强的战争， 甚至俄国这个受‘无神论的和使人软弱的文明’ 影响最少的欧洲国家， 也不能做到这一点。
土军善于采取突然的进攻行动， 也适于在防御时进行顽强的抵抗， 但是和大军采取大规模的、 复杂的联合行动， 看来就不适合了 。
因此， 一切都归结为虚弱无力， 归结为双方相互承认自己虚弱， 以致任何一方似乎都不再因此感到惊讶了。
如果目前这样的政府存在下去， 那末这个东方战争还可以继续 30 年而仍然得不到什么结果。
”
在《给工人议会的信》 （133—134）
中马克思指出， “大不列颠的千百万工人第一个奠定了新社会的真实基础——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变成了 人类的生产力的现代工业。
英国工人阶级以不懈的毅力、 流血流汗、 绞尽脑汁， 为使劳动变成高尚的事业并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能造成产品普遍丰富的水平创造了 物质前提。
英国工人阶级既然创造了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 也就实现了 解放劳动的第一个条件。
现在它应当实现解放劳动的第二个条件。
它应当把这些生产财富的力量从垄断组织的无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使它们受生产者的集体监督， 这些生产者直到今天还在听任自己劳动的产品本身转过来反对自己， 变成压迫他们自己的工具。
工人阶级征服了 自然， 而现在它应当去征服人了。
工人阶级有足够的力量来胜利地完成这个事业， 但是需要把所有这些力量组织起来， 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认为这就是摆在工人议会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目标。
如果工人议会仍然忠于使它产生的那个思想， 未来的历史学家将这样来写：
1854 年英国有两个议会——伦敦议会和曼彻斯特议会， 即富人的议会和穷人的议会， ——但是真正的人只出席了工人的议会而没有出席老板们的议会。
” 既然以 1854 年英国的生产力水平就可以而且应当实现解放劳动的第二个条件。
那么在远高于当年英国的生产力水平的今天中国， 更应当坚持和实现解放劳动的第二个条件， 即不仅要以公有制为主体， 还必须不断壮大公有制。
另外， 既然当前中国的各级政协几乎成了 富人们的议会， 那么中国也应当有一个穷人的议会才好，而不只是有一个穷人和富人共有的人代会。
这个穷人议会可以通过扩展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议政功能来实现， 也可以另设工农联盟协商会议来实现。
这或许可以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内容。
在《宣战。
——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 （178—187）
中马克思提到， 尽管伊斯兰教宣布异教徒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并在穆斯林和异教徒之间造成一种经常互相敌视的状态， 但是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却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同可兰经并存， 而且异教徒的外国人也能根据特惠条例与穆斯林做生意。
马克思在这里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中东的宗教冲突、 耶路撒冷问题和所谓的文明的冲突。
在《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
——在苏格兰对领地的清扫》 （249—254）
中马克思提到， 在苏格兰对领地的清扫还在继续进行， “而且是以只有模范国家英国的有美德的、 高雅的、 笃信宗教的、 仁慈的贵族才会有的那种毅力进行的。
那些无保护的居民的房子不是
当场被烧掉， 就是被捣毁。
去年秋天， 在诺伊达尔特的尼加特庄园里， 根据大地主的命令， 向受人尊敬的、 诚实的、 爱劳动的唐纳· 麦克唐纳的房子进行了 袭击。
他的妻子卧病在床， 不能迁移； 但是管理人和他的一伙帮凶把麦克唐纳的 6 个孩子赶到街头， 其中最大的一个还不满 15 岁， 整座房子被捣毁了， 只剩下了 正对着病床的一块不大的屋顶。
麦克唐纳被这一切激动得发疯了 。
医生认为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现在他到处徘徊， 在被烧毁和捣毁的住房的废墟中寻找自己的孩子。
他的饥饿的孩子们哭哭啼啼地跟在他后面， 然而他不认识他们。
他得不到帮助和关照， 因为他患的是文静的精神病。
„„贵族就是这样来对待为他们创造财富的完全有劳动能力的贫农的。
” 现如今， 中国房地产商的美德一点也不逊于当年的英国仁慈的贵族， 他们的代理人的野蛮拆迁一点也不逊于当时在苏格兰对领地的清扫。
被拆迁者的状况同样无人过问。
这或许是因为政府要为房地产商这样的纳税人服务， 而不再为人民服务了。
也许有人把这种现象归结于中国对于产权的不尊重， 但是， 当年英国却是尊重产权的典范， 其结果不是一样吗？
在《战争》 （255—261）
中恩格斯针对当时英法两国对俄国作战的动员和指挥状况指出， “实在说， 大拿破仑这个采用大胆、 坚决和歼灭性的作战方法杀戮过千百万人的‘刽子手’ ， 同领导这次对俄战争的那些优柔寡断的‘国家伟人’ 比较起来， 堪称人道主义的模范， 因为只要这些‘国家伟人’ 还继续像过去一样地行动， 那末最终造成的人力和财力的损失要大得多。
” 这表明， 是否人道要看最终的结果。
在新疆和西藏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要比姑息其壮大、 纵容其闹事、 然后不得不平息， 要人道得多。
在《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 （289—302）
中恩格斯指出， “能掌握主动权， 就证明军队或者在数量上， 或者在质量上， 或者在指挥艺术上具有优势， 而且在一切失利和退却的情况下， 除了决战失败以外， 这也可以维持士气。
„„你可能被迫退却， 你可能被击败， 但是只要你能够左右敌人的行动， 而不是听任敌人摆布， 你就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占有优势。而更重要的是， 你的每个兵士和整个军队都将感到自己比对方高出一筹。
” 而这一点也是当年红军时期毛泽东与李德指挥作战的不同之处。
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四渡赤水之战更是经典战例。
现如今马克思主义要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中也要学会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这样即使被边缘化也能拥有一定的优势。
在《奥地利的政策。
——下院的战争辩论》 （383—394）
中马克思检讨到， “旁听了星期一和星期二的英国议会会议之后， 我才明白， 1848 年我在‘新莱茵报’ 上斥责柏林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是议会生活的最可悲的表现， 是多么糊涂。
” 现如今还有人向我夸耀， 英国议会中议员可以面对面地指责首相是多么民主。
但是， 形式虽然具有一定的意义， 但更重要的还是内容。
“骂人、 摆架子、 吹牛皮、 喧嚷、 胡闹、 道贺和瞎扯” 甚至使内阁成员能够不冒任何危险地在议院声称“如果认为我们配作女王的大臣， 那末， 我们就应当有权斟酌召开或不召开议会会议； 如果认为我们不配享有这种权利， 那就是说我们更不能当大臣。
” 的议会， 有还不如没有。
在《东方问题。
——西班牙的革命。
——马德里报刊》 （427—434）
中马克思指出， 在英法等列强草拟的俄土之战的合约新方案中， “俄国所窃取的对莫尔达维亚、 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的保护权应当变为被欧洲篡夺的东西； „„土耳其的胜利成果只应当是奥地利可以在多瑙河上的自由航行以及对 1841 年的条约的有利于各强国而不利于土耳其的修改。
”在这里， 我们看到了 一种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 在一战后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的一方， 要将德国在中国窃取的东西转给日本。
看来， 不了解历史就容易产生幻想和委屈感。
在这里， 马克思还指出， “当时盟国的全盘计划不外是让俄国长驱直入占领土耳其的欧洲领地， 而让联军占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和达达尼尔海峡。
这就是英法军队按兵不动和被歪曲解释的一切调动的原因。
土耳其军队的英勇打乱了俄、 英、 法三国的巧妙计谋当然是‘出乎意料的’ 。
” 实际上， 日本在 1937 年大举侵华之后， 美、 英迟迟不予中方抗击日本的支持， 据说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在六个月内必亡。
真不知， 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打乱了日、 美、 英三国的什么样的巧妙计谋。
在《革命的西班牙》 （453—511）
中马克思提到， “查理一世企图把这个还是封建的君主国改变成专制的君主国。
” 因此， 封建专制是一个矛盾的术语。
人类社会的历史简单地划为奴隶主义社会、 封建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合适的。
在这里， 马克思指出， “十六世纪正是大的君主国家形成的时代， 它们在各个地方都是随着两个相互敌对的封建阶级——贵族和市民的削弱而产生的。
但是在欧洲其他大国里，君主专制是作为文明中心、 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的。
在那里， 君主专制是一个洪炉， 在这个洪炉里各种社会成分被搀合在一起， 受到开导， 这就使得城市认为资产阶级的普遍统治和市民社会的公共政权比自己的中世纪地方自治更好。
” 这表明， 君主专制在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马克思在这里还指出， 亚洲的君主专制与欧洲的君主专制是不同的。
这本身就意味着东方的封建主义不同于西方的封建主义。
“东方式的专制制度只有当地方自治和它的直接利益发生冲突时才触动地方自治， 但是当地方自治使它不必亲自做某些事情并使它省却实际管理的麻烦的时候， 它是乐意让这种制度存在的。
” 那些攻击马克思看不到东西方封建社会不同的人， 实际上是在批评他们自己不懂马克思。
在谈到当年西班牙人民起义反对拿破仑而成立各省的委员会时， 马克思提到， “委员会是由普选产生的； 但是‘下层阶级的高度热诚表现为顺从’ 。
在一般情况下， 他们是选他们的当然上司， 即省的显贵人物和小地产贵族， 其次是选僧侣， 很少的场合选资产阶级的优秀代表。
人民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是没有力量的， 自己的主动性仅仅表现为迫使上层阶级抵抗法国人， 而不要求亲自参与领导这个抵抗运动。
” 中国辛亥革命爆发时， 人民也是这样把黎元洪推举出来领导这个运动。
这种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是没有力量的思想才是人民最主要的劣根性。
在《西班牙的反动》 （512—518）
中马克思指出早产的革命政府注定要走的恶性循环：“这些政府承认它们以前的反革命政府所借的债务为国家债务。
为了 能够偿还这些债务，它们必须继续征收旧税和举借新债。
为了能够举借新债， 它们必须保证‘秩序’ ， 就是说必须亲自采取反革命的措施。
这样， 新的人民的政府就一变而为大资本家的奴仆和人民的压迫者。
” 林肯在平定南方叛乱后就没有承认南方政府所欠银行家的债务。
倘若美国人民发动社会主义革命， 他们也可以不承认中国政府手中的那些美国国债。
在《联军舰队的活动。
——多瑙河各公国的局势。
——西班牙。
——英国的对外贸易》（525—534）
中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 什么是正确的实证研究方式。
当时， 英国《经济学家》 通过比较 1953 年和 1842 年输往英国属地和外国总值的变化来强调从 1842 年开始实行的贸易自由的优点。
对此， 马克思指出：
“1842 年是贸易萧条的一年， 而 1853 年才是最繁荣的一年。
如果英国出口的增长归功于贸易自由的魔法， 那末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应当是英国向执行严格保护关税制度的国家， 例如俄国和法国的出口数字的比较， 尤其是俄
国向英国的出口比其他国家都增加得多， 受英国自由贸易的影响也比其他国家的大。
然而事实上， 向这两个国家的出口都缩减了。
”
在《克里木战局的回顾》 （620—625）
中马克思指出：
“如果看一看英国军事指挥管理的组织或其他任何管理机构的组织， 就会觉得人们显然要在这里表明所谓宪法的均势原则。
各式各样的机构彼此牵制， 以致互相使对方完全瘫痪， 从而使整个机构无所作为。
”这样看来， 三权分立本身就是自由市场的一个设计， 其目的是使整个机构瘫痪从而令资本家可以为所欲为。
在《工商业危机》 （637—645）
中马克思指出：
“一次巨大的工商业危机又来到了英国” 。
而他的依据是“关于贸易的年度报告和〔贸易部〕 编制的关于 11 个月进出口的统计公报” 。
“这些公报表明， 出口比 1853 年同期的 11 个月减少了 1710677 英镑， 如果仅仅拿这两年的最后一个月——从 11 月 5 日到 12 月 5 日——来比较， 则减少了 1856988 英镑。
” 如果采用马克思的这种判断方法， 那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也曾出现过工商业危机，也就是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发生经济危机。
在《“革命的西班牙” 一组论文中未发表过的片断》 （669—672）
中马克思解释了1820—1823 年革命的失败：
“革命的市民们既然这样脱离了 基本的人民群众， 所以在反对大贵族、 农村宗教势力、 僧侣和代表所有这些社会腐朽分子的国王的斗争中， 便不得不依靠军队和他们的领导人。
单是军队在革命阵营中这样篡夺来的地位本身， 加上这个军队脱离群众， 就已经把他们变成一种对利用他们的人有危险而对他们所应打击的敌人无害的工具。
最后， 上层资产阶级， 即所谓的温和派， 不久便对革命冷淡了， 后来也就背叛了革命， 他们幻想可以经由法国的干涉而取得政权， 从而不费什么努力坐享新社会的成果， 不让平民染指。
”
在这里， 马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