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卷研读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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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卷研读笔记

 

 第 16 卷研读笔记

  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5—14)

 中马克思提到英国官方报告书指出, “应当记住, 食物的匮乏已经极难忍受, 而食物的恶化通常是在其他各种匮乏之后才发生的„„甚至保持清洁也成为一种费钱或难于办到的事情; 如果由于自尊心而仍然要保持清洁, 那末,每一次这样的企图都不免要带来更多的饥饿痛苦。

 ”

 1857 年, 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阐明了 一个所谓定律:

 随着家庭和个人收入增加, 收入中用于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将逐渐减小, 但恩格尔似乎没有说明原因。

 而这份英国官方报告书指出了 这个原因。

 在这里, 马克思还提到与官方的赞美词令即“大不列颠工人的一般状况已经有了改善,并且应当承认这种改善是绝无仅有的, 是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个时代都比不上的。

 ” 形成尖锐矛盾的是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书中这样一句枯燥的评语:

 “一国的公共卫生状况是指其居民大众的健康而言, 如果这些居民直到最下层在生活上得不到一定的保障, 那他们就很难是健康的了。

 ” 显然, 衡量新中国巨大成就的最好的指标就是中国居民大众的健康水平, 这一点可以部分地用期望寿命(也称预期寿命)

 来代表。

 1949—1978 年, 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 35 岁增长到 68 岁, 而到 2007 年则提高到 73 岁。

 在这里, 马克思提到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通过和落实所具有的一个重大的意义:

 “资产阶级通过自己最著名的学者如尤尔博士、 西尼耳教授及其他同类聪明人的口屡次预言, 并且不停地重复说:

 对于工时的任何立法限制都必然要为不列颠工业敲起丧钟; 不列颠工业像吸血鬼一样, 只有靠吮吸人血——并且是吮吸儿童的血——才能生存。

 „„这种围绕用立法手段限制工时问题而展开的斗争所以更加激烈, 撇开利润贪求者的惊慌, 因为这里的问题涉及到一个大的争论, 即构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供求规律的盲目统治和构成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实质的由社会预见指导社会生产之间的争论。

 因此,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的成功, 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了。

 ” 现如今中国资产阶级著作代表也不停地指责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 并迫使这些法律无法落实。

 其实他们的指责与当年尤尔等人对十小时工作法案的指责一样毫无道理。

 应当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 落实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 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再一次在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面前公开投降。

 在这里, 马克思还提到工人合作工厂的意义:

 “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 而是用事实证明:

 大规模的生产, 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 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 他们证明:

 为了 有效地进行生产, 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 雇佣劳动, 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 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 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

 ”这种兴奋愉快心情和自愿也是公有制的优势之一。

 但是, 马克思也指出, “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 在实际上多么有利, 只要它没有越出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 它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着几何级数增长, 也不能解放群众, 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

 „„要解放劳动群众, 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 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

 ” 因此, 公有制必须是全国性的。

 这里没有强调公有制必须是全世界性的。

 那么, 如何才能建立全国的公有制呢? “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

 工人们似乎已经了 解到这一点, 因为英国、 德国、 意大利和法国都同时活跃起来了, 并且同时都

 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

 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 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 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

 过去的经验证明:

 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 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 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 ——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

 ” 马克思在这里谈到了 无产阶级党建的目的是夺取政权, 党建的方式是组织群众并用知识加以指导。

 但是, 一国工人阶级不能关门搞党建, 必须与其他国家工人阶级团结起来。

 在《协会临时章程》 (15—18)

 中马克思指出, “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 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 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 。如今中国的物权法就是确认物对人的奴役权, 而国有企业中的下岗和解聘已然迫使那里的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国有企业领导人的支配, 这同样是一种奴役形式。

 必须废除国有企业领导人让国企职工下岗和解聘国企职工的权力, 这个权力只能由国企职工代表大会行使。

 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 (41—87)

 中恩格斯提到, “应当认为对青年进行良好的体育训练是弥补缩短兵役期的一种手段, 而且是最重要的手段。

 只是必须注意,要在这方面真正做出成绩来。

 不错, 在所有的乡 村学校中都设备了双杠和单杠, 但是我们可怜的学校教师们还不大会使用它们。

 最好在每一个专区指派哪怕一个适合担任体育教师工作的退伍士官, 并且委派他来领导体育训练; 要注意使青年学生逐渐学会列队行进, 掌握排和连的动作, 并且清楚地知道相应的口令。

 经过六年到八年, 这种做法将会收到极大的成效, 那时将有更多的新兵, 他们的身体也将更加强壮。

 ” 恩格斯在这里其实提到了大中专院校体育课程的内容和体育教师的来源。

 这也给退伍基层军官提供了一个出路。

 恩格斯指出, “宪制是世界上最费钱的统治形式” 。

 这大概是它最适合资本主义的一个原因。

 在《工资、 价格和利润》 (111—169)

 中马克思提到, “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总要引起对日用必需品的需求的提高, 从而引起日用必需品市场价格的提高。

 „„但是那些不生产日用必需品的资本家又怎样呢? „„他们不可能用抬高自己商品价格的办法来补偿因普遍增加工资而引起的利润率下降, 因为对这些商品的需求不会增加起来。

 „„所以, 这些工业部门中的利润率的下降, 不仅是由于工资水平普遍提高的影响, 而且是由于工资普遍提高、 必需品价格上升和奢侈品价格下降的共同作用的影响。

 „„现在大部分产品将以日用必需品的形式存在, 小部分产品将以奢侈品的形式存在, 或者——实际上结果是一样——小部分产品用来交换外国奢侈品, 并以其原来的形式消费掉!

 或者——实际上结果也还是一样——大部分本国产品不是用去交换外国奢侈品, 而是用去交换外国日用必需品。

 因此, 工资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市场价格暂时混乱之后只会引起利润率的普遍下降, 不会引起商品价格稍许长期的变动。

 ” 这一段是批判西方经济学中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要点。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实际上是隐含着工人收入的提高不会导致资本家的收入下降的假设。

 马克思还提到了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另一个隐含假设:

 “需求的任何提高都是在一定的产品量基础上发生的。

 因此, 需求的提高永远也不能增加所需商品的供给, 而只能提高这些商品的货币价格。

 ”

 在这里, 马克思提到了英国在 1849 年至 1859 年时期内确实有过的工资提高的情形。“结果是:

 工作日虽然缩短了, 工厂工人所领的货币工资却提高了; 工厂中的在业工人数目大大增加了; 工厂产品的价格不断地降低了; 工厂工人的劳动生产力惊人地发展了; 工

 厂产品的销售市场空前地日益扩大了 。

 ” 可见, 向公平方向分配蛋糕的一小步取得了多么大的成绩。

 在谈到“什么是高工资, 什么是低工资” 时, 马克思指出, “如果某人在作关于寒暑表的讲演时, 大谈什么高温度和低温度, 那他并不能告诉谁以任何知识。

 他首先应该谈冰点和沸点是怎样确定的, 应该告诉别人这两个标准点是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 而并不是由出卖或制造寒暑表的人随便规定的。

 ” 今天人们在谈到做大蛋糕时, 也必须确定什么是大蛋糕, 什么是小蛋糕, 标准点在哪里, 以及它们是由什么规律决定的。

 在谈到价值与供求关系时, 马克思指出, “供给和需求可以说明为什么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会涨到它的价值以上或降到它的价值以下, 但决不能说明这个价值本身。

 假定说, 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平衡, 或如经济学者所说, 是相互抵销的。

 当这两个相反的力量相等的时候, 它们就相互抑制而停止发生任何一方面的作用。

 当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而停止发生作用的时候, 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同它的实在价值一致, 就会同它的市场价格绕之变动的标准价格一致。

 所以在研究这个价值的本质时, 我们完全不用谈供给和需求对市场价格发生的那种一时的影响。

 ”

 马克思指出, “如果供给和需求互相平衡, 则商品的市场价格相当于它们的自然价格,即相当于由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它们的价值。

 但供给和需求必定要经常趋向于相互平衡, 虽然这种平衡只能靠一个变动补偿另一个变动, 以下落补偿上涨来实现, 或者〔相反〕 。

 „„市场价格的变动达到互相补偿所要经历的平均时期, 对于不同种类的商品来说是不相同的, 因为供给适合于需求这一点对某种商品来说比较容易, 而对另一种商品来说则比较困难。

 ” 西方经济学强调价格调节, 也就是说在任何价格下都有均衡。

 但是,马克思在这里只能够一种平衡, 即市场价格相当于自然价格时的平衡, 否则就会通过变动来补偿。

 另外, 既然不同商品平衡的速度不同, 那么, 西方经济学的一般均衡都更难达到了 。

 马克思指出, “在雇佣劳动制的基础上, 劳动力的价值也像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那样来确定; 既然各种不同的劳动力具有不同的价值, 即它们的生产需要有不同的劳动量, 所以在劳动市场上, 它们也就应当按不同的价格来支付。

 在雇佣劳动制基础上要求平等的报酬或仅仅是公平的报酬, 就犹如在奴隶制基础上要求自由一样。

 什么东西你们认为是公道的和公平的, 这与问题毫无关系。

 问题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什么东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 在这里, 马克思提供了 一个判断每个时代公平和公道的依据, 那就是什么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在谈到工人争取把工作日减到原先的合理界限时, 马克思指出, “工人在按劳动力每天或每周的价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有一个前提, 就是这个劳动力在一天或一周内不应受到两天或两周内受到的那样大的损耗。

 ” 今天有些人在谈论劳动力产权, 那么避免这种过度的损耗就应当是劳动力产权研究应有的内容。

 在《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 》 (170—183)

 中恩格斯指出, “当俄国的工人阶级(如果在这个国家里有像西欧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工人阶级的话)

 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 而这个纲领又包含有解放波兰的要求的时候, ——到那个时候, 也只有到那个时候,问题才不会涉及俄罗斯这个民族, 而要受到谴责的就只是沙皇政府了 。

 ” 因此, 只有反对二战的日本和德国的工人阶级提出自己的反战纲领, 才能使这两个民族不受谴责。

 人民和

 政府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区别开的。

 在韩战、 越战和伊战问题上, 美国的工人阶级提出了自己的反战纲领了吗?

 在这里, 恩格斯提到, “当时在欧洲已经存在着一种文明的‘舆论’ 。

 虽然‘泰晤士报’ 当时还没有着手去制造这种商品, 但是已经有这样一种在狄德罗、 伏尔泰、 卢梭以及十八世纪法国其他作家的巨大影响下形成的舆论。

 俄国向来就知道尽可能使社会舆论站在自己一边有多么重要, 而且它也没有忘记去争取这种舆论。

 叶卡特林娜二世的宫廷变成了当时有教养的人士、 特别是法国人集聚的大本营; 这位女皇和她的宫廷声明信奉最文明的原则, 她竟然能够把舆论引入这样的迷途, 以致伏尔泰和其他许多人都歌颂‘北方的塞米拉米达’ , 宣扬俄国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国家, 是自由主义原则的祖国, 是信教自由的维护者。

 ” 今天美国也在争取舆论, 其方式也是把美国变成有“教养” 人士集聚的大本营。

 而美国的“进步和自由” 与当年沙俄的“进步和自由” 没有什么两样。

 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 (213—223)

 中马克思指出, “我们协会至今成功地执行着的一个特殊职能, 就是反对资本家在工人罢工和同盟歇业时随时准备利用外国工人作为工具来对付本国工人的阴谋。

 协会的伟大目的之一就是要尽力使各国工人在争取自身解放的统一大军中不仅有兄弟和同志那样的感情, 而且像兄弟和同志那样地行动。

 „„代表大会号召欧洲和美国的全体工人参加收集关于工人阶级情况的统计材料的工作; 报告和实际资料应寄给中央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将根据这些材料编写总报告, 把实际资料作为报告的附录。

 ” 今天中国的国家统计局有义务进行同样的统计工作, 并发布统计报告。

 在这里, 马克思指出, “为了 避免使合作社蜕化为通常的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 每个企业的工人, 不管他们是不是股东, 都应当从收入中得到同样的份额。

 我们同意让股东得到少量的利息这种纯粹临时性的措施。

 ” 这是马克思反对股份制的又一个证据。

 同时, 也指明了合作社和股份合作制应当如何操作。

 但我认为, 同样份额的收入应当是指利润分享那一部分。

 就工资这一块来说, 还是应当根据劳动效率而有所差异。

 在《卡· 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书评——为“未来报” 作》 (232—235)

 中恩格斯指出, “我们不是说这本书的结论是无可反驳的,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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