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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控制力•思想政治教育 李合亮
一、 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意识形态控制力
作为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和政治文化事实， 意识形态虽已引起人们足够的认识， 但是至今尚未有统一的概念。
这既在于意识形态本身看似无所不包， “具有非常宽泛的功用意义，且所有这些意义都不完全相容”
， 也在于意识形态往往附着于文化与哲学思潮而变动， 表现出繁杂的样式， 还在于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密切相关， 呈现出实用化的迹象。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反映社会存在的， 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阶级或利益群体的自觉意识与观念上层建筑系统。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 意识形态既具有否定的意义， 也有一般性的描述。
正如哈恩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 一文中所说：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或术语很可能在双重意义上被运用。
一方面， 它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具体地理解为虚假的意识的标志； 另一方面， 在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人的文献中， 它主要是作为一个阶级的社会意识的总体概念而出现的。”
马克思、 恩格斯在对当时流行于德国的各种思潮， 即构成德意志民族意识的所谓“德意志意识形态” 作否定性批判， 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 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
的同时， 明确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 必然的、 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意识形态概念与思想， 并具有独特性。
葛兰西在分析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根源时， 认识到意识形态问题是主要因素， 进而在分析市民社会的基础上， 提出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得的著名命题。
葛兰西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建立于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之上。
葛兰西所指市民社会， 不是从物质生活关系方面， 而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界定， 将其描绘成独立政治活动的特定核心和反对专制统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
他认为：
“国家通常被理解为政治社会（或者被理解为专政， 被理解为为了使广大民众顺应某一特定时期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方式而建立起来的强制性机关）， 而不是被理解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平衡（不是被理解为某一社会集团通过教会、 工会、 学校等私人组织对整个社会实施的领导权）， 而知识分子恰恰是在市民社会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的。”
在葛兰西看来， 国家=强权+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既包括政党、 工会、 教会、 学校等民间社会组织， 也包括报刊等新闻媒介以及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这些组织通过影响控制社会舆论而获得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市民社会属于上层建筑。“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
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 即通常称作‘私人的’ 组织的总和， 另一个是‘政治社会’ 或‘国家’。”
葛兰西认为， 市民社会的发展状态不一， 决定了各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体制。“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 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 尚未开化”
， 因此， 东方社会缺乏形成市民社会的基础， 只能形成以政治国家为主体的专制社会， 而西方却形成了以市民社会为主体的民主社会——“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 国家一旦动摇， 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 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
。
葛兰西认为东西方市民社会的不同情况决定了不同的革命策略。
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市民社会’ 已经演变为更加复杂的结构， 可以抵制直接经济因素（如危机、 萧条等等）‘入侵’ 的灾难性后果。
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的堑壕配系。
在战争中， 猛烈的炮火有时看似可以破坏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 其实不过损坏了他们的外部掩蔽工事； 而到进军和出击的时刻， 才发觉自己面临
仍然有效的防御工事。”
对这些国家来说， 暴力不是革命的主要形式， 无产阶级首先应赢得市民社会的支持与接受， 并逐渐获取意识形态领导权， 待条件成熟时夺取政权。
在葛兰西那里， 以暴力夺取政权的方式被称为“运动战”， 而以意识形态领导权为主获取政权的策略则被称作“阵地战”。“包括政治斗争在内的机动战（前线出击）
向阵地战的转变”
，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最重要的政治问题， 也是最难得到正确解决的问题。
他认为， 无产阶级要想获得政权， 首先应该消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夺取意识形态的阵地并坚守， 在逐步扩大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阵地的同时， 掌握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 意识形态领导权。
1932 年 5 月 2 日， 葛兰西在狱中书信中参照列宁的有关解释， 把克罗齐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 强调指出， “恰恰是在克罗齐苦心构想他自己的这一理论时， 当代最伟大的理论家们在同一意义上创造了实践的哲学， 而且， 他们与经济主义的机械主义和宿命论观念相反，重新估价了‘领导权’ 或者说是文化领导的那一方面。
甚至可以肯定地说， 最现代的实践哲学的本质特征， 恰恰在于‘领导权’ 这种历史——政治学的概念。”
这一段叙述明确表明，葛兰西已经牢固地把领导权特别是文化领导权问题视为中心问题， 把它看作是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知识分子承担的“文化领导” 问题的中心点。
在葛兰西那里， 文化不简单是狭隘意义上的文化， 而指整个阶级的价值观念， 即意识形态。
文化领导权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
“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即‘统治’ 和 ‘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 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 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
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 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 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 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
就葛兰西的革命观来看， 虽然包含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关系等各个方面， 但他着重强调的还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掌控问题。
虽然他的思想只是针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发， 但对于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执政者而言也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对于市民社会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得来完成， 而对于已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而言， 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还是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
事实上， 不仅对无产阶级而言如此， 历史上的任何阶级只要想实现对国家、 社会的统治，都存在一个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
奴隶主阶级、 封建地主阶级、 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 都想尽一切办法通过舆论、 宗教、 思想的启蒙等手段实现对民众的诱导， 为其夺取政权奠定基础。
这实际上就是在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
而当这些阶级夺取政权以后， 也面临着一个控制意识形态的问题， 即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
不仅各个社会的统治阶级需要意识形态领导权， 就连被统治阶级也面临着这一问题。
奴隶的起义、 农民的武装斗争、 无产阶级的革命都需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达到夺取政权之目的。
陈胜、 吴广起义中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喊， 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纲领与口号， 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的宣扬， 都是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一次次影响与夺取。
当一个阶级革命成功， 实现国家统治之后， 自然而然就拥有了意识形态领导权， 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 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拥有只代表了一种地位， 问题的关键却是如何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 即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民众， 实现思想的统一。
基于这种认识， 为了进一步显现统治阶级执政后加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我们主张以“意识形态控制力”来代替“意识形态领导权”。
相对于“意识形态领导权” 而言，“意识形态控制力” 展现的不是一个执政阶级的地位而是任务， 它将促使执政阶级及其政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并将其贯穿于实践之中。这样的表述更具有针对性， 更能展示统治阶级思想控制的重点与核心。
这里的意识形态控制力有两层含义：
一是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的规范约束性； 二是统治阶级通过对社会资源特别是政治资源的垄断而对社会成员思想价值观念的支配与控制。意识形态作为人类思想和行为定向的价值体系， 提供着为人类所追求以至献身的目标和理想， 对每
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都具有强大的约束力， 促使个人朝向集体价值的方向努力发展。
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 由此产生了它维护阶级利益的功能。
意识形态“既表现为同对现实生活的沉思相异， 又表现为把取得支配地位的强有力的物质关系转换成思想的王国”
。
在一个国家中， 统治阶级由于拥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 由于在政治资源的占有与使用上占尽了优势， 由于拥有宣传教育的强大载体与渠道， 其对社会成员的思想进行控制是情理之中的事， 更何况他们又特意采取种种方式有意识地对人的思想进行控制。
不仅如此， 统治阶级在执政的同时， 已经把它们的意识形态美化成全社会乃至全人类最美好、 最具有人性的意识形态， “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 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 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 什么是共性与个性很难区分， 生活于社会中的个人虽然个性很强， 但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支配与控制。
二、 思想政治教育：
意识形态控制力实现的重要途径
任何一个阶级实现对国家、 社会的统治， 都面临一个统治手段的问题。
一般来讲， 一个阶级在确立统治地位之后， 在没有大的阶级冲突的情况下， 主要面临的不再是武力， 而是权力控制问题。
虽然武力和权力都属于调节不同生存单位之间关系的手段， 但两者有所不同，武力运用的是武装力量， 强调的是对民众肉体的控制， 权力运用的则是法律、 制度等手段，实现的是对民众意识上的强制。
武力是权力的后盾， 权力则是武力的延伸。
当武力使民众屈服之时， 实现统治应主要求助于权力， 而当权力对意识控制失控， 统治阶级就会转用武力。由此可知， 一个阶级实现统治后， 主要运用武力保障下的权力来治理国家与社会。
在权力运用问题上， 统治阶级一般会采用国家机器威慑与意识形态教化两种模式。
按照唯物史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而上层建筑包括国家机器的上层建筑与作为意识形态的观念上层建筑。
统治阶级在维护阶级统治过程中， 所采取的两种权力模式， 无非是两种上层建筑运用的不同表现而已。
任何一个阶级在实现统治之后， 都有一个获得社会支持与认可的问题， 即为自己的统治合法化作辩护。
当然， 达到这一目的， 可通过国家强制力来实现。
历史上这样的情况很多， 一个阶级通过武力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掌握国家政权后， 利用国家强制机器对民众实行威慑， 民众恐于暴力镇压， 而接受统治阶级及其社会制度的约束。
表面看来， 社会似乎进入了正轨， 统治阶级的统治也毫无隐患。
但事实上， 这种实现合法化的方式， 只能一时有效， 不能长期保持。
因为民众是被迫接受， 并没有在其意识中固化， 一旦统治阶级的统治出现内忧或外患， 一旦社会出现大的动荡， 一旦统治阶级无暇顾及对民众的威慑或威慑软化， 民众的逆反与不满情绪就占据主导， 就会威胁到统治阶级的统治。
这种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引导， 就有可能燃为推翻统治阶级统治的熊熊大火。
秦朝时， 暴力镇压与强权威慑不可谓不强， 体制建立不可谓不系统， 但由于缺乏教化， 最终秦嬴政万世的梦想灰飞烟灭。
与秦的短暂消失相反， 古今中外历史上凡是存在时间较长的国家中， 除却强权威慑之外， 统治阶级大都重视意识形态教化。
如前所述， 不但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任何一个阶级在争取实现统治的过程中要努力强化的， 而且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力更是一个阶级在实现统治后， 要牢牢把握并深化于实践之中的问题。
利用意识形态来实现统治制度的合法化， 具有一切国家机器所不具备的优势。
它既可以利用统治阶级作为社会领导的影响力， 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 更可以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从思想深处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 实现对统治阶级意识的认同。
这样， 人们不仅承认， 并且乐于接受统治阶级的统治， 接受其赋予社会的制度体系与价值观念。
更为重要的是， 一旦民众实现了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认同， 不仅会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 更会在统治阶级的统治出现纰漏或失误时， 维护这一制度， 至少不会起来反对该制度。
也正因为意识形态的这一重大功能， 阿尔都塞将其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
虽然这一称谓未必恰当， 但却反映出意识形态控制对一个阶级统治的重要作用。
当然， 无论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还是意识形态控制力的实现都需要在展示强制力的同时， 经由一定的手段和途径来完成。“一套成功的意识形态， 首先必须经过心理说服的过程，使群众认同其理念， 这是意识形态确立的首要步骤——符号化的步骤； 尔后， 必须透过政治强制的过程， 使个人或集团与意识形态不相容的欲望或需求， 以及与意识形态相左的理论或信仰， 完全从群众的公共沟通系统中排除掉， 这是意识形态非符号化的步骤； 最后， 意识形态会被塑造成独立于个人之外， 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它成为一种典范， 并且为个人或集团的思想行为形构了一个背景世界， 成为个人或集团从事价值判断或对周遭环境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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