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第19卷研读笔记（全文完整）,供大家参考。
在《给奥· 倍倍尔的信》（3—10）
中恩格斯指出， “我们的党在理论方面，即在对纲领有决定意义的方面， 绝对没有什么要向拉萨尔派学习的”。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绝对没有什么要向西方经济学学习或借鉴的， 至多要从数学或生物学那边借鉴点东西。
恩格斯还指出“对工人阶级说来， 其他一切阶级都只是反动的一帮。
这句话只有在个别的例外场合才是正确的……拿德国来说， 如果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属于这反动的一帮， 那末， 社会民主工党怎么能同他们， 同人民党携手合作了这许多年呢？ ……怎么能在这个纲领中列入了 整整七项简直逐字逐句同人民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纲领相符合的要求呢？ ……这七项要求中没有一项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 可见， 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中国比那时的德国还稍落后的情况而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完全符合恩格斯的主张。
恩格斯指出， 德国工人党“没有权利代表欧洲无产阶级讲话， 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话”。
我们今天也没有权利代表马克思讲话， 特别是没有权利讲错误的话。
在谈到， 拉萨尔的“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 的陈腐不堪的观点时，恩格斯指出， “马克思在‘资本论’ 里已经详细地证明， 调节工资的各种规律是非常复杂的， 随着情况的不同， 时而这个规律占优势， 时而那个规律占优势， 所以它们绝对不是铁的， 反而是很有弹性的， 这个问题根本不可能像拉萨尔所想像的那样用三言两语来了 结。” 而今天胡培兆却把“劳动力价值由最低生活资料价值决定” 的所谓原理强加到马克思的头上。
在这里， 恩格斯提到“一切自由的首要条件：
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 注意不是对人民负责， 而是对每一个公民负责。
在《哥达纲领批判》（11—35）
中马克思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并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无法避免一些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些东西所导致的弊病。
这是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商品经济的一个理由， 但这种商品经济只应当是劳动产品作为商品来交换， 而不应当允许任何个人利用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无偿获得别人的劳动产品。
在这里， 马克思指出，“ ‘通过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 是完全要不得的。
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小学的经费、 教员的资格、 学习的科目等等， 并且像美国那样通过国家视察员来监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 这和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两回事！
相反地， 应该使政府和教会一样地对学校不起任何影响。
……倒是国家需要从人民方面受到严格的教育。”这一点在今天的中国也是有实际意义的。如果问， 为什么今天的中国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那么政府对学校起了太大的作用就是问题之一。
在这里， 马克思指出， “普遍禁止童工是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 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
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话——是反动的， 因为在按照各种年龄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 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看来， 缺乏生产劳动的教育是今天中国教育的一个缺陷。
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41—59）
中恩格斯指出，“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生产， 它的规律对容克们来说， 也像对犹太人一样， 是铁面无情的。”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不起作用的根本原因， 铁面无情的规律只能适应， 不能调控和改变。
在《卡尔· 马克思》（115—125）
中恩格斯明确指出，“商品价值是由商品生产中、 从而也是商品再生产中物化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
当再生产的条件发生变化时， 尚未消费掉的商品的价值就会发生变化。
这也使得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是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用统计学中求平均的方法计算出来的。
在《给“祖国纪事” 杂志编辑部的信》（126—131）
中马克思反对别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 “一切民族， 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 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 ——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 而今天有人将“这条道路” 解释成社会主义道路或共产主义道路。
但从上下文看， “这条道路” 实际上指的是资本主义道路。
因为马克思在这里强调，“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 1861 年所开始走的道路， 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 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因此， 那些曾经在中国盛行并仍然继续在中国喧嚣的所谓“回头补资本主义的课” 的主张， 决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也不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主张实际上是让中国失去当代历史所能提供给中华民族的最好的机会， 并企图让中国人民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在《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135—158）
中恩格斯提到， 1877 年的德国国会（帝国国会）
选举中工人候选人获得了 60 多万票。
他指出，“在萨克森的工厂区， 许多城市已由社会民主党的管理机构领导。
由于在这次选举中的选举权是有限的， 也就不用指望获得巨大的成就； 但是， 每争取到一个席位， 都有助于向政府和资产阶级证明， 它们今后必须重视工人。” 这一点解释了 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保障制度会首先在德国建立。
而恩格斯在这里谈到， “工会组织同政治组织齐心协力地工作。
工会组织产生的直接利益， 吸引着许多平时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参加政治运动； 同时， 政治行动的一致性把平时相互隔绝的工会团结起来， 保证它们相互支援。” 这也可以作为今天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会之间职能分工的参考。
在《德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俄国的状况》（170—171）
中恩格斯明确指出， “每一次国会选举， 工人都取得了新的胜利。
但是这种合法活动使得某些人开始觉得， 似乎为了达到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 并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了。
在德国这样一个缺乏革命传统的国家里， 这种现象可能成为危险的现象。
幸亏俾斯麦的暴行和支持俾斯麦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怯懦改变了局面。
……我们的朋友俾斯麦可以放心。
德国工人将进行由他很好地准备了的革命。
在俄国发出信号的时候，他们会知道怎么办的。” 有人说什么恩格斯晚年放弃了 革命， 但他不仅在他所引的恩格斯文章中歪曲了恩格斯的意思， 而且从这里我们也看出， 恩格斯并没有对“宪法自由” 抱有任何幻想。
而当俄国革命爆发后不久， 德国革命也爆发了， 但是德国工人党的许多人堕落于恩格斯早就警惕的幻想之中， 而使德国革命失败了。
否则， 纳粹德国与欧美列强之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可以避免了。
在《给奥· 倍倍尔、 威· 李卜克内西、 威· 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172—190）
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 “将近四十年来， 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 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 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201—247）
中恩格斯指出，“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
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
治权利方面， 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 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 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 社会地位的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 才能算是平等。
在谈到资本主义生产时， 恩格斯指出， “现在， 劳动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 虽然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的产品， 而完全是别人劳动的产品了。
这样，现在由社会化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已经不是为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所占有， 而是为资本家所占有。
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化的了 。” 但是中国的资本家和他们的代言人却说， 资本家的资本是社会公有的或是为社会所有的， 因为 资本家办工厂让工人有工作做、 有饭吃。
但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资本家占有社会化的生产成果， 把社会所有纳入私有。
在这里， 恩格斯提到， “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
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而且， 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也成为周期性的了。” 因此， 周期性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被炸毁的结果， 不要指望危机本身会炸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这里， 恩格斯指出， “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 而交换和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 单个人的活动：
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
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借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 人们通常以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 “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 并没有被恩格斯当作基本矛盾。
在《给维· 伊· 查苏利奇的信》（268—269）
中马克思在表示“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 时强调， “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 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 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同样地， 中国要发挥公有制企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作用， 也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公有制企业袭来的破坏性影响， 并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在《做一天公平的工作， 得一天公平的工资》（273—276）
中恩格斯指出，“在道德上是公平的甚至在法律上是公平的， 而从社会上来看很可能是很不公平的。
社会的公平或不公平， 只能用一种科学来断定， 那就是研究生产和交换的物质事实的科学——政治经济学。
……工人没有公平的起点。
饥饿使他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
可是， 按照资本家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来说， 这正是公平的最高典范。”只有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经济学才能真正断定什么是公平， 什么是不公平。
在《雇佣劳动制度》（277—279）
中恩格斯指出，“造成工人阶级经济状况下降的， 并不是工资的高低， 而是下面这个事实， 即工人阶级得不到自己劳动的全部劳动产品， 而不得不满足于自己生产的产品的一部分， 这一部分就叫做工资。资本家攫取了全部产品（从中支付工人的工资）， 因为他是劳动资料的所有者。因此， 工人阶级在成为一切劳动资料——土地、 原料、 机器等的所有者， 从而也成为他们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的所有者以前， 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 因此， 只要国有企业的职工可以被下岗， 可以被剥夺生产资料的使用权， 他就没有得到解放。
所以， 电视剧《解放》 中所讲的解放， 对于今天的许多工人包括一些随时可能被单位不续聘的大多数事业单位的人员来说， 那只是历史上的解放， 目前阶段还谈不上解放。
在《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资理论》（299—303）
中恩格斯谈到那些走向庸俗化的和庸俗的经济学家， “说什么首先是劳动， 其次是一切其他的商品， 都没有真正确定的价值， 只有一个上下波动的价格， 这种价格或多或少地受供求的调节，而同生产费用无关； 并且说， 要提高价格， 包括提高工资在内， 除增加需求外，
没有别的办法。” 这个关于价格与供求的观点， 正是今天西方经济学中的核心观点， 那么， 现代西方经济学难道不是比一百多年的马克思经济学更过时吗？
在《必要的和多余的社会阶级》（315—318）
中恩格斯提到， 股份公司“的业务是由支薪的雇员， 由那些实际上地位相当于位置较高和待遇较好的工人的职员代为经营。
至于说到董事们和股东们， 他们都知道， 前者干预业务管理愈少，而后者干预业务监督愈少， 则对企业就愈有利。
松懈的而且多半是虚应故事的监督， 事实上， 是留给企业所有者的唯一职能。” 而这种股份制却是中国今天拚命追求和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 这难道不是一出荒诞的历史剧吗？
在《马尔克》（351—369）
中恩格斯指出，“全欧洲的农业经营方式， 在美洲的竞争下失败了。
欧洲农业只有在社会管理和社会经营的情况下， 才可能继续存在。” 面对这样的前景， 德国农民该怎么办呢？ “采用恢复马尔克的方法， 但不用陈旧的过时的形式， 而用新的形式； 采用这样一种更新公社土地占有制的方法，以便使这种占有制不但能保证小农社员得到大规模经营和采用农业机器的全部好处， 而且能向他们提供资金去经营（除农业以外）
利用蒸汽和水力的大工业，不用资本家， 而依靠公社本身的力量去经营大工业。
经营大农业和采用农业机器，换句话说， 就是使目前在耕种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小农的农业劳动变为多余。
要使这些被排挤出农业的人不致没有工作， 或不会被迫集结城市， 必须使他们就在农村中从事工业劳动， 而这只有大规模地、 利用蒸汽或水力来经营， 才能对他们有利。” 曾有人说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研究过三农问题， 这只不过表明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无知。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不关注当年德国农民的处境，而他们在这里所提出的办法也正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钥匙。
如果当年的德国农村适合采用这种办法的话， 那么一百多年后的中国更应当采用这种办法， 去立即着手而不再拖延地实现邓小平提出的“第二次飞跃”。
在《给维· 伊· 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430—452）
中马克思提问，“回顾一下遥远的过去， 我们发现西欧到处都有不同程度上是古代类型的公社所有制； 随着社会的进步， 它在各地都不见了。
为什么它只是在俄国免于这种遭遇呢？ ” 他的回答是， “在俄国， 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 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 并直...
